江南app体育网页版入口本文口述者包光宇老先生，出生于1927年11月，祖籍宁波镇海，是位95虚岁的寿星。他吃了一辈子“药材”饭，从1941年入职到1987年退休，长时间在童涵春南号工作。1988年起，又受聘于童涵春北号直至2000年。如此这般算来，与药材打交道已有一个甲子。包老对童涵春堂的历史以及上海的中药学行业了如指掌，不愧为中药铺老字号的“活字典”，且听他如数家珍、娓娓道来.....

　　汉字繁体“藥”是草字头下面一个“樂”。人吃五谷杂粮，难免头疼脑热，以及跌打损伤等病痛，于是寻找能够解决的办法和东西，重新获得快乐。老祖宗长期实践积累，载录传世的防病治病物品，这就是中药。

　　藥——草本植物可用来制药，有“神农尝百草”之说；由于中药以植物药居多，有“诸药以草为本”的说法。引申出药物之义，泛指可治病之物。中药主要来源于天然药及其加工品，包括植物药、动物药、矿物药，以及部分化学、生物制品类药。中药讲究道地药材，又称地道药材，是优质纯真药材的专用名词，指历史悠久、产地适宜、品种优良、产量宏丰、炮制考究、疗效突出、带有地域特点的药材。

　　旧时中药铺外面的白色墙体上，往往书有大大的黑字“藥”，至今豫园商城童涵春堂西侧墙体上还有醒目的“藥局”字样。药局就是卖中药的商铺。查历史，宋朝时候，开始称药所，后更名为“医药惠民局”“医药和剂局”。此后，类似药局迅速出现。

　　中药又称为国药——祖国医学之药物，是国粹之一，也是国之瑰宝。买卖的国药商铺便称国药店（号）。大宗买卖（批发）国药的称药材行，1949年后的上海改称药材公司。

　　给病家配药的称为药铺（店、号），规模比较大，有“坐堂问医”才称为“堂”。童涵春国药号又称童涵春堂。堂的由来江南app，先于古代建筑的结构，不论是官衙还是宅第，大户人家院子一般为三间、五间、七间……奇数，必有居中一间为堂屋，作为会客之地。汉献帝时，疫病流行，病亡无数，朝廷有“太守不得擅进民宅”规定，时长沙府太守张仲景想出办法，在公堂上挂一幅“张仲景坐堂行医”帘子，案毕即为百姓看病。后人为了显赫把“堂”当成古老或历史悠久的象征，在一个时期被“公认”为是卖药的，成了药店的“专利”。

　　清朝末年，中药铺有著名对联：“但愿世间无人病，何惜架上药生尘”，充分表现古代中医所具有的高尚医德、体现其可赞的仁心。此外还有：天下药治天下病懒病不能治，世上人除世上灾心灾怎可除？药为治病之器，可以除疾，亦可杀人。若知不详，用之不得。小错则贻误治疗，大谬则性命交关。故医者于药不可不精。

　　国药店采用中式装修，店门居中，上悬横匾，黑底金字居多。店堂里两厢是曲尺柜台。柜台一般比较高，与前来抓药的人隔离。药店是特殊行业，操作过程严格，无论生客熟客一律“拒之柜外”，所以柜台又称“拦柜”。为的是，防止人多嘈杂江南app，员工抓药出错。柜台外设有坐堂大夫，随时候诊开方，方便患者就医购药。

　　国药店给人安定感，并具有一丝神秘感。店堂里摆放红木家具，包括椅子供顾客小坐。通常先粗看方子，如果缺某味药，即刻告知，如不缺药则招呼在椅子坐等；等不及的可以留下方子，在药材店打烊之前来取。

　　柜台内两侧是中草药药柜，外表横竖排放十数层抽屉，每个瘦长的抽屉内分三格，放三种药。外面标签上写着药名。柜台正后方是中成药柜，摆放着丸散膏丹。

　　药柜俗称“百眼柜（橱）”——有许多抽屉的橱柜。百眼柜中药抽屉亦称中药斗、药斗子等，贴墙摆放，有“平视观上斗，展手及边沿”；基本上“抬手取，低头拿，半步可观全药匣”。

　　童涵春堂还保存着清朝的单独百眼柜，高约2米、宽约1米；底部3个抽屉，顶部平台可放置坛坛罐罐；中部横六竖七（42）个抽屉，每个抽屉12厘米高、13厘米宽，表面书写3钟药名，拉开是3格，这样一个百眼柜共有135格，可以放置百余味中药饮片。

　　对于外行人来说，从百眼柜中找出某一味药材当真是一件难事。看那中药师照方子抓药，却是轻车熟路，得心应手。这正是因为药师采用了归纳法。药柜里药斗的秩序，根据药师个人使用便利和习惯编排，称“斗谱”。

　　“斗谱”不断调整，同一药材的不同炮制品（比如干姜、炮姜），或者同一种植物的不同入药部位（比如莲心、莲子、莲须）被编排一起。常用处方或相似性味的饮片，也可以存放在相邻的位置。“斗谱”经长期调整，药师在臂展的范围内就能抓好一个处方，脚下无须走动。

　　旧时中药方子，6—9味药，每味3钱（16两制）；通常开7贴，即服用7天后，再加减个别味药。实际上每一味每次只有21钱（2两左右），即如今新制的50克不到。因此，属于精细活，采用微型杆秤——戥子。

　　戥子学名戥秤，是宋代刘承硅发明的衡量轻重的器具，专门用来秤金银、贵重药品和香料的精密衡器，精确性不亚于天平秤。构造和原理跟杆秤相同，盛物体的部分是一个小盘子，最大单位是两，小到分或厘。明清时代，戥子的制造、使用、管理已达到非常完备的水平。因其用料考究，做工和技艺独特，也是品位非常高的收藏品。

　　传统配制中药“手抓戥秤”，因此称“抓药”。宁波人叫“捉药”，与抓一个意思，但是寓意更加“精确”——捉牢不放。上海人叫赎药，赎是当铺的专业词，有继续的意思。服用中药有“加减”调理过程，续就是接连不断。

　　戥秤的正确使用为“秤杆不过鼻尖，秤砣挂小指端，抓药用前三指”，秤杆放在左手中指端和虎口(合谷穴)上，用右手前三指抓药，靠左手中指和食指的伸屈活动带动砣弦移动。调剂时以左手持戥杆，用拇指和掌心扣住砣弦以固定戥砣，右手取药放入戥盘，依据秤量需求选择头毫或后毫……

　　中药业有“齐眉对戥”之说，为秤量精确。戥子与人融为一体，瞬间静若止水，逐剂分药时，戥盘与手轻触即离、忽升忽降，犹如蜻蜓点水，整个调剂过程颇具观赏性。

　　中药的包装也十分讲究，分两种式样，方包和虎头包。方包要求边角对齐，方正有棱角；虎头包要求两角对，中间高边际低。童涵春堂包装纸上印有大字“童涵春，不二价”，以及优惠等广告语。中药店学生意，第一要务就是练纸包药。除了在外观上要求棱角分明外，更注重纸包的质量，无论是片剂、丹剂还是散剂，都得包封的严严实实，老药师将你的纸包甩出三尺柜台，不得有粉末和细小的种子溢出才算过关。

　　阿拉宁波人与中医药的缘分源远流长，尤其明清时期，从慈溪鸣鹤场走出了一百多家国药老字号品牌；民国时期，宁波市区有条药行街，是全国重要的药材集散转运中心。童涵春的创始人童善长就是一位宁波人。

　　童善长出生于清乾隆十年（1745年），从小聪明伶俐，长大后继承雄厚祖业，不满足在庄桥一带经商，利用祖传资本跑码头闯荡上海滩。觅址在上海老城外，靠十六铺的里咸瓜街开设了恒泰药行，做中药材批发。他还经常去四川等地贩运药材，自采、自运、自销，好货留店自用，批发零售结合，拓展业务，生意日见兴隆。

　　乾隆年四十八年（1783年），城里厢瓮城地段（今方浜中路23号，当时为方浜北岸）竺涵店经营不善欲出售。童善长早有经营药店的打算，且特别欣赏竺涵春中药铺的招牌。他认为，该店地处闹市有望发展，且“涵春”具“涵和理中，永葆青春”之意。童、竺两人经过磋商，一拍即合，童善长出资将竺涵春中药铺的资产连同店招一并买下，易姓不改名为“童涵春”。这样，既保持涵春的店招，又有了童氏记号，且寓意“返老还童”“童叟无欺”，真是意味深长。

　　童善长对各种药材在行，他把优质药材精制饮片，又煞费苦心，继承传统古方、搜罗验方、博采众长，悉心研制丸散膏丹，搞出童涵春的经营特色，人参再造丸就是其中一大创造。

　　小东门当年是县城到黄浦江的主要通道，药店处城门内，又毗邻黄浦江，江上的船民小毛小病，就近将船靠岸边，到童涵春转一圈，花几个钱抓些药。药店卖主和气，不坑人，药也不贵，加之一吃就灵的还真不少，童涵春的影响就借着江风传开，生意逐渐兴旺。

　　童善长还在沪开设元亨木行，自备元、亨、利、贞四条大型帆船，往返于上海至北方及南洋诸岛，带回药材或牛庄高粱等，供店中配方、配料及自制药酒之需江南app。童涵春国药房的饮片、药酒及夏令痧药等产品在东南亚销路广阔，信誉卓著。

　　称奇的是，童涵春刀房师傅有“看家技法”，能把一粒蚕豆大小、止咳化痰的制半夏，切成薄似蝉翼；附子飞上天，色白如玉透明亮光的百多片，被人冠称“童薄片”。“童薄片”需要一种刚中带柔、柔中带刚、软硬兼施的操作法，最终成品则以片薄均匀、不卷片、透明光亮为标准。之后，法半夏片、淡附片、广郁金片、玄胡片和槟榔片，都博得“童薄片”美称。有人赞誉：“半夏如蝉翼，附子飞上天，玄胡、郁金像金箔，槟榔要切108片。”

　　童善长按秘方创制专治跌打损伤的“太乙保珍膏”，其大儿子童蕙楼在工艺上改进，更名为“童蕙楼红布膏药”，并在膏药背面盖“上洋童蕙楼监制”印记。童涵春会做生意，除了品质精益求精，还特别重视品牌建设。在药罐、包装纸等上都印“童涵春”或“童”字，可以说：“童”氏名扬上海。

　　清同治二年（1863年），童善长21岁的曾孙童祥权（1842—1904）出任童涵春堂第四任掌门人。这位新人认为，药材的品质是药号生命所在。其严格遵循古法炮制，坚持“修合虽无人见，诚心自有天知”的店训和“选料地道、配合讲究、制作精细、待客和气”的宗旨，十分重视对拳头产品的质量升级。正如现代广告语：“药材好，药才好”。

　　他忖思，名店应有名人题写的店招，牌匾出自名家之手，必定产生名人效应。当年，“有头有脸”的大字号，都请名人、名书法家书写牌匾，著名书法家写的名声自然远扬；只要是老字号、大商家提出，上至皇上、下至宰相和文人墨客，也都愿意出手挥毫。为此，他以800两纹银作礼品，托人请光绪皇帝的老师、大书法家、出身名医世家的状元公陆润庠，题写了“童涵春堂”四个大字，并请能工巧匠制成金底黑字匾额，高悬店堂中央，还在大门中央上部嵌“童涵春堂”立体字，笑迎八方来客。

　　20世纪20年代，童氏后代童光甫任第六任经理，满以为童涵春堂已做出了牌子，却把精力花在金融投机，结果以失败告终。1930年，童涵春堂债台高筑，不得不把祖传的童涵春堂部分产权出售给上海滩银行巨头孙衡甫和参行老板徐炳辉等28人，变童氏独资为合伙企业，以偿还债务，但尚不足以抵销高额债务。其时，童涵春堂的牌誉在民众中已有很深影响。经过出、受盘人双方协商，在出盘的时候，将牌誉这块无形资产进行评估，结果以80万两白银作价，即折合112万枚银元，可见名店招牌的金贵。

　　1945年8月抗战胜利，上海小东门十六铺的市面逐渐恢复，第八任经理孙以康抓紧时机恢复营业，是为南号总店；在战时经营的新店也继续营业，是为北号分店，从此形成了南北两家童涵春堂的局面。孙以康在两家药号装修设计上大胆革新，突破了中药铺“外面石库门，里面黑洞洞”的传统格局，使得店堂设置、门面装潢具有现代气息，还请著名书法家唐陀和谭泽闿为两爿药号书写店招，陆润庠书写的店招依旧挂在小东门的店堂中央，一旧一新，诉说着百年沉浮，也昭示着百年品牌的魅力。

　　童涵春堂的多数员工为宁波籍，并且相对集中居住在药店附近，大多从学徒做到退休，所以员工归属感和荣誉感特别强，都知道做人做事只能创招牌，不能砸招牌，砸招牌就是砸饭碗。

　　“文革”时期改名风潮席卷，两家童涵春堂被迫易名：南号处人民路1号为“人民药品商店”，北号处延安东路493号为“解放药店”。店都改姓易名了，原店招自然废弃了，“童涵春堂”的金字招牌被视为“四旧”。旧的店招被人摘了下来，作为废物出售。巧的是，一位叫邬国庆的顾客逛旧木料商店时，意外发现了这块木招牌，感觉惋惜，花了10多元钱买下，带回家给孩子作为铺板，使之劫后余生被留存下来。

　　1980年，童涵春恢复原来店名，邬国庆路过小东门的童涵春店，赫然发现自己“收藏”的店招有了用场。于是，他踏入店堂找到书记和经理，风趣地说：你们药店恢复了原来大名，可是金字招牌还睡在我家里呢！并且表示无条件“完璧归赵”。

　　一个晴朗的星期日，童涵春堂派人驱车到浦东川沙，从老邬家中拉回了这一块珍贵的堂匾，稍经整修，重新高悬于小东门店堂中央，这块匾额终于重见天日，也成为童涵春堂的传店珍宝。

　　上世纪60年代，南北两家童涵春堂分属南市区和黄浦区领导，曾经是各自独立经营的药店。改革开放后，一度出现音同字不同的“同涵春”“同延春”等假冒字号中药店。2007年7月，南市与黄浦区合并，成立新的黄浦区，长达42年之久的“离别”，终于在“童涵春堂”的金字招牌下，于220周年生日之际相聚。

　　童涵春堂几经改制，如今依然是国药界的一块金字招牌。童涵春堂的发展历程，亦成为中国国药业发展的历史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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